颐源书屋 / 城市谜 / 是建筑让我们孤独,还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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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维坦按:就中国城市而言,在过去有大量的“筒子楼”可供机关单位单身员工住宿,由于水房、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由此也便有了朴素的邻里社群关系,水房洗菜,厕所蹲坑,难免彼此都要寒暄一番,这种关系想必也是不少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宝贵回忆。

    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密集型的高层住宅逐渐替代了旧有的建筑,这也使得身居其中的每个人重新开始适应和思考其个体与建筑的关系——要知道,“隐私”这个概念的普遍化对于国人来说也不过就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的事——“老死不相往来”的确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但如何规避那种彻骨的“孤独”则成了建筑师乃至每个身居公寓个体所要思考的事情。

    最近,一位Grist网站的读者问我们,公寓的设计是不是会阻碍邻居之间的交往。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2017年春天,我搬进了我位于市中心大楼里的第一套单人公寓,然而至今我和住在两边的邻居还没有说过“hello”之外的话。事实上,我都还没见过住在我右边的那一位。可能那儿住着的是一只人形獾——我也不知道。

    公寓生活是一种奇怪的孤立状态:既有把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的内衣从楼内洗衣机上拿开的亲密感,又有与其他住户肘抵肘同乘电梯时相对无言的尴尬,还有独自一人匆匆经过在你家门廊上分享披萨的开心人群时那种嫉妒之痛。

    现代都市里的街区可能是地球上最孤单的地方之一,因为除此之外哪儿都是人。

    在一些神秘的公寓大楼里会有电影之夜和墨西哥玉米卷聚餐,但是这不是常态,而是运气好才会碰上的。人际交往的缺乏已经严重到被当作是健康问题。2017年11月,前美国卫生部长维韦克·默西(Vivek H. Murthy)认为社交孤立是美国目前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此外还有枪械暴力和鸦片类药物成瘾。

    孤独还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公寓在美国的大型城市中占据总住宅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半又是单身公寓。

    想象在一个城市的街区里都是公寓大楼:如果住在里面的每个人都缩进他们自己的小房子里,几乎不和其他人说话,社会将不会有身份认同,也不会有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存在。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考验:一项调查发现,邻居之间的交往越少,他们在政治上的参与度就越低。

    “街区的自治能起到的作用很小,但也是不可替代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写道,她反对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复兴”,认为这实际上让社区变得更加不宜居住。“尽管有大量的尝试——无论有意无意——还是没有什么能代替热闹的街道。”

    “环顾街道”主义者简·雅各布斯可能会对如今的“紧盯iphone”生活方式有很多话要说。科技和政治参与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我们在Facebook的feeds上可能比现实生活的社区中更活跃。

    幸好,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热闹街道的重要性,并努力让人们能抬起头和邻居聊天。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最近公布了抵御气候变化的一揽子计划,投资金额达1.06亿美元,主要为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热浪问题,其中就包括了旨在加强社区联系的项目。这当中的逻辑是:当面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越来越紧迫的公共问题时,最好和最有效的对策在社区。

    但对许多居住在都市的年轻人而言,这种社区意识还是很难理解,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正在想办法理解),你可能也是这样。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读者问题:让我们感到孤独的是是我们居住其中的建筑,还是我们自己?

    正如任何一位模度考试合格的建筑师都能告诉你的那样,建筑塑造了人类自身以及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就像我们塑造了建筑。

    同样如专家所说,如今我们建造建筑的方式并不能促进我们和邻居建立紧密联系。在《移情世界的设计》(Design for an Empathic World)一书中,著名的可持续建筑师西蒙·范德瑞恩(Sim Van Der Ryn)认为,人们居住的大部分建筑在设计时几乎没有考虑过我们是如何生活的

    这一建筑方式反映了对隐私普遍的文化迷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莱茵伯格(Christopher Leinberger)认为,这种对隐私的迷恋相对人类历史而言非常现代。300年前,西方文化中的人们更倾向于在亲密的、无遮蔽的地方做饭,社交,甚至睡觉。

    莱茵伯格说:“在20世纪,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在大都市建造孤立的住所,我们也这样做了,但是以一种过度用力的方式。”他补充说,现代建筑环境模式是按种族、收入和家庭状况划分的。

    与此相反,范德塞恩推崇的“移情设计”创造的空间能够照顾人们的需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与他人的联系。移情建筑拥有充满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可供居民互动,还有绿色空间和室外空间。人们会感觉与街道和周围的建筑融为一体。

    我采访过一位建筑师,她的公司在设计时考虑了社区和非正式的社交活动。Schemata工作室的格蕾斯·金(Grace Kim)认为,在一个成功的建筑项目中,居民应该能够每天看到社区活动。“这意味着人们在家里有一个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层级——人们可以隐退到住宅的私密空间里,但是也可以在房门外或通过厨房的窗户接触社区生活。”

    当我问金,为什么她会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她就孤立是如何杀死我们说了很多。“美国社会非常孤立和原子化,而这是非常有害的。我觉得像科伦拜校园枪击事件、人们因极端情绪导致的暴力屠杀这样的事故,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得太孤立,失去了自我认知,也失去了社会意识。”

    人类的动物天性让我们寻求独处。“一个人喜欢’躲到角落里’,这样做会使他生理上感到快乐。”加斯顿·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他一本里程碑式的关于家庭的哲学著作中写道。但寻求陪伴和关心他人同样也是人类天性。我们需要的建筑环境,是能让人性的两面都茁壮成长。

    当然,有100万种方法来设计一座建筑,也有一百万零三种方法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理解设计对需求的影响,我采访了两位搬到大城市的年轻女性,她们分别住在西雅图和纽约,都试图在非典型建筑里建立自己的生活。

    选择这两个城市并非偶然。西雅图和纽约是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两个城市,在这两个城市中,周边住宅能付的起的价格会让人觉得“眨眼就错过了”。这一方面会驱逐长期居住的居民,另一方面会迫使新来的人居住在随意拼凑的非常规生活环境里。

    莎拉·伯克斯(Sarah Berkes)的梦想是在2015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后搬进纽约,找一份在时尚行业的工作。电话里的伯克斯兴高采烈、精力充沛,她是那种90%的时间里都会笑着聊天的人。她从父母那儿收到的大学毕业礼物是去纽约的一日票。很快,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在一栋专为职业女性打造的公寓里找到了一套房。

    听到这样的故事,有人可能会想:真的吗?在2017年?这让人想起纽约传奇的巴比松酒店(Barbizon Hotel),《钟罩》(The Bell Jar)一书中,埃丝特·格林伍德(Esther Greenwood)就是在这样的酒店里精神逐渐错乱。但这座建筑的公共特性——比如聚餐——让伯克斯得以认识了“她在城里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她说,聚餐让她想起了以前的女生联谊会。

    并不是韦伯斯特公寓(Webster Apartments)的建筑特点使之具有社区的活力,而是因为公寓非常强调居民互动(比如电影之夜、happy hours之类的活动)。但毫无疑问的是,韦伯斯特公寓帮助缓解了伯克斯初来乍到这座城市的不适。

    “如果我搬进纽约,住在一所传统公寓里,我就是一个人——那么,我会用Bumble BFF(一个社交软件)吗?我会走到街上试图和其他人聊天吗?你得出去参加一些俱乐部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伯克斯也参加了一些俱乐部。她是两个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一个帮助训练年轻女孩跑马拉松的组织的志愿者,并为美国纽约小姐的决赛提供了志愿服务。

    类似有组织的社区通常是现代“微型住宅”的一部分,这些住宅旨在提供人们买得起的超小型(约200平方英尺)单间公寓,一般出现在节奏很快的富裕城市。房地产经纪人往往将“有趣!”“像宿舍一样!”的设施作为卖点:包括共用厨房、游戏室、聚会用的屋顶平台。

    建筑师格蕾斯·金说:“这些房子满足了那些没有资格住廉价住房,但又负担不起一般房价的人的市场需求。”但是,她指出,“大多数开发商这样做是为了多赚钱——这种房地产模式非常有利可图。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想在公共空间上投入太多。“

    拉辛·莱蒙斯(Racine Lemons)是一位善于交际的26岁教师(坦白地说,她是我的一位熟人),她搬进了一处位于西雅图贝尔敦(Belltown)社区的这样的住宅。莱蒙斯说:“我经常见到我的邻居,但我们从未交谈过。”夏天的时候,她会在大楼的天井或屋顶上与邻居见面,但就像西雅图漫长的结冰期一样,在更冷的几个月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更多时间里,莱蒙斯独自呆在她的小公寓里,这促使她在附近的一家帮助高危老人的机构做志愿者。

    5年来,莱蒙斯在西雅图4个不同的地方住过。她将城市暴涨的租金和住房成本归咎于社区参与感的缺乏,而不是建筑物本身。

    “租金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无法在所在社区里进行社交活动的原因,”莱蒙斯说。“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工作室,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这占据了很多我用于做志愿者、参加社交活动或街区派对的时间。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生活在我想要居住的地区,因此,我无法为社区作出贡献。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要承认,都市生活中的孤独可能并不总是建筑的错。正如Schemata工作室的建筑师米拉梅(Mira Mui)所解释的那样,一个有意识的设计师不应该无视自己促进社交活动和社区关系的义务。但归根结底,生活其中的人们才真正组成了社区。

    “我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建筑和社区的作用,那就是餐馆和食物。”米拉梅在一封邮件中写道,“在餐厅,餐厅本身的设计可能是提高或降低用餐体验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如果食物很糟糕,好的设计也不能让这个餐厅成功。如果食物令人惊喜,就算餐厅的设计很糟糕,那也不是很重要。同样,建筑物可以提高社区质量,但只有人们自己才能创造社区。”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当我们在讨论社区时,我们说的是哪些人?新来的?还是在他们到达之前就住着的那些人?阿里夫·乌拉(Arif Ullah)在纽约生活了30年,很少会遇到本地人。

    乌拉说:“在纽约,我认为我们正经历更高层次的中产阶级化——很多人都想住在这里,这儿几乎就像是一个体验生活的目的地。”

    乌拉是纽约市公民委员会的项目主任,该机构为全市的社区改善项目提供小额资金。他的父母是孟加拉移民,他在皇后区的一个大型公寓楼长大。乌拉的父母仍然住在这栋楼里的一间公寓里,这套公寓的租金受到了控制。但许多邻居因为房租上涨已不得不离开。

    乌拉将他父母居住的大楼与附近的另一栋建筑进行了对比,他估计大约90%的租户是孟加拉人。“这栋建筑就像一个村庄——人们敞着门,走进彼此的公寓。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社区意识。”

    同样,这与建筑本身的建造无关——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移情”的建筑。但是,对于在一栋建筑中创造一个从未被设计过的社会这一目标而言,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仍然是非常强大的方式。然而,纽约难以维持的高昂生活费用不利于这种社会的维持。 

    乌拉解释道,现状促使人们生活状况经常改变,最终导致社区凝聚力下降,而这不是Facebook能解决的问题。他说,“很多时候社交媒体可能导致的一种错误的社区意识”会导致人们避免面对面的互动。不过,乌拉也看到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强大的组织工具的价值。

    乌拉还补充说,纽约已经出现了令人振奋的迹象,包括大量增加的社区园艺团体和城市周边的街区协会。这些组织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些非常基本的目标(比如美化一座花园),但它们也成为人们相聚的平台,由此发展出更大的公民和政治目的。

    但乌拉也指出了可能的问题,即新来者在改善一个社区环境时,没有考虑到那些之前已经住在那里的人的需求或意见。“享有特权的新社群——通常是白人——已经习惯拥有这种特权。然后,他们就会开始管理或深入那些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根本想不到的领域。“

    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你可能住在一个你觉得自己与世隔绝的建筑里,住在一个对你冷冰冰的城市里。但改变自己会比改变这座建筑来得更快。如果你感到窒息和孤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打开门,走出去。

    毕竟,比起拆除物理意义上的墙,拆除人际关系的墙所需的努力要少得多。我是说,你也可以拆除家里的墙,但别来找我要保证金。

      文/Eve And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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