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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城市舆情研究发展迅猛,各种城市排行榜、城市发展报告可谓俯拾皆是。


这些看似“高冷”的研究成果,也随着发达的传媒,走进“寻常百姓家”。


然而,这些引人注目的排行榜、发展指数,真的可靠吗?


当前,我国城市舆情研究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现状:研究动机不纯、指数设计“媒介化”、研究方法不严谨、研究团队良莠不齐和成果发布过于随意化......


这些因素,不仅直接败坏了舆情研究的科学和客观性,也导致了权力寻租、学术腐败等问题和乱象。


如何引领城市舆情研究领域健康持续发展?库叔今天来讲一讲。


文 |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编辑 | 黄俊峰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近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以城市排行榜、城市发展报告为代表的城市舆情研究迅速升温。


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扎实的实际调研、全面的数据采集和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中存在着不少以偏概全、不严谨、甚至是有意炒作的问题,不仅不能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存在状况与社会发展需要,还对城市管理、决策及都市日常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


当下,清理、反思和规范城市舆情的研究与发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最“吸睛”的往往是陷阱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迅猛有目共睹。


2010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已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目前,全球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共有961个,中国占到了236个。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人口达到了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1.27%,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心脏和引擎,同时,各种问题日益凸显——蚁族、蜗居、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加大、城市生活成本上涨等问题与矛盾,成为不容回避的议题。


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舆情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各界都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了解城市真实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


当下的城市舆情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


一是全局性的,如《中国城市XX报告》、《中国中小城市XX报告》等;


二是区域性的,如《某省城市发展报告》等;


三是专题性的,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创新城市等。


除了文字描述、数字统计、现状分析和建言建议之外,这些研究报告一般还发布各类指数或排行榜。


这些指数和排行榜,往往是最“吸睛”的,通过媒体发布后,会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成为人们认识、评判城市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照。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很多指数和排行榜的“出炉”,缺乏科学严肃的态度:不仅在指标设置上过于简单和主观武断,在数据采集和调研时也常常是随意发放数量有限的问卷,然后,根据这些不充分的调研匆忙得出各种结论与判断。


试问,这种粗制滥造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产生的报告,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吗?


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不具有辅助决策、社会评价、舆论引导的功能,反而混淆视听、害人不浅,传播越广泛,危害越严重。


特别是在“眼球经济”的诱导下,一些城市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不惜花费重金购买排名或雇佣团队炮制排名,以便跻身诸如十大最休闲城市排名、十大最具魅力城市排名、十大最佳旅游目的地等行列中,提升自己的“身价”。


同时,一些研究团队,则唯资金马首是瞻,根据投资方的授意或需要设置指数系统,甚至是按照赞助多少来排名,以致于当下经常出现这样的怪象:由某个城市出资资助的排行,结果一般都是这个城市拔得头筹。

 


2

城市舆情研究为何粗制滥造?




当前城市舆情研究的粗制滥造问题之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研究动机不纯,把严肃的城市发展问题扭曲为概念与数字游戏。


城市发展相关指数与排行榜的研制与发布,本应基于对中国城市的长期跟踪调查与踏实负责的科学研究。但当前的很多“研究”,仅仅是出于曲意迎合长官意志或商业营销的需要。


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是生搬硬套,什么概念热就炒什么。


如近年来,低碳社会、生态文明、金融中心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关键词,于是乎城市绿色发展报告、城市金融发展报告、低碳经济发展报告等纷纷出炉。


低碳社会、生态文明、金融中心这些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研究团队抛弃了科学立场与客观原则,根据政绩需要或商业需要去设计指标与权重,沦为相关利益方的工具。


由此抛向社会的各种指数排名,本质上只是一种概念与数字游戏,根本不能反映城市的实际情况和城市之间的差异。这样的指数与排名,不仅掩盖了城市真正存在的问题与发展需要,还严重影响了城市管理者的理性判断,使之难以做出适合相应城市的科学决策。


近来,内地有30多个城市提出建金融中心,有200多个城市提出建低碳城市,这种盲目的跟风与不切实际的追逐,与相关指数排名有直接关系。


第二,指数设计博眼球、图省事,掩盖了城市管理中的真正矛盾与问题。


城市舆情研究的意义,本应是针对城市中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为城市管理和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可行的建议。


但是,在主题选择上,一些研究往往回避现实问题与矛盾,甚至搞出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研究主题,像性感城市、美女城市、魅力城市、女性化城市等“八卦指数”横行于世。


在具体的指标设计上,则避重就轻、舍难求易。以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为例,设置的指标往往都是指向经济收入等外在因素,很少涉及城市居民的精神和心理感受——后者在测量上比前者要困难得多。


另外,很多研究在设置相关指标和进行测量时带有严重的倾向性,可谓“报喜不报忧”。它们一般指向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当遇到房价居高不下、交通拥堵、物价上涨、社会治安等难题就退避三舍,掩盖了城市民生中的真正问题。


第三,调研方法生搬硬套,无法客观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状况与需要。


舆情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内研究者往往直接沿袭西方的调研方法与分析模型,忽视了中西在人口数量、社会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特别是在抽样调查中选取样本时,不考虑实际情况,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2000万级别的大都市,往往只做简单的几百份问卷。这样简陋的调研无异于盲人摸象,根本不可能反映大城市的真实状况。


更麻烦的是,很多调查往往流于形式。


城市研究对问卷的设计、样本的选择等有严格要求,在街头随机发放还是有针对性的发放,事先都会详细考察。


目前,国内的研究在样本选择上往往较为随心所欲,有些还喜欢简单地采用网络调查,根本不考虑中国上网群体具有年轻化、高学历化和城市化等特性,并不符合样本选取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要求,由此获得的数据及建立在其上的分析很难称得上客观与公正。


第四,研究团队良莠不齐,功利主义状况严重。


影响我国城市舆情研究质量的因素中,方法和原则固然重要,但研究者的素质可能更为根本。


当前,研究团队鱼目混珠的状况比较严重,缺乏先进理论知识、专业技术训练、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除了唯资金马首是瞻、在研究中避实就虚之外,研究者观念的落后也制约着研究成果的质量。


以国内某摩天大楼报告为例,报告中对中国城市的排序,以城市拥有的摩天大楼的数量为标准。换言之,摩天大楼数量越多,城市综合实力就越强。


实际上,这个标准与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大趋势不符。


当下,中国很多城市仍然十分流行“摩天大楼竞赛”,与这种城市发展观念与舆情导向密切相关。


此外,由于“重争取项目、轻学术研究”的学风,很多研究的指数排名沦为“圈钱”的手段,研究者的精力主要用于拉关系、拿项目,很少放在科学研究和战略设计上。


更严重的是,中宝娱乐城:在个别城市舆情研究中,还存在着伪造数据等现象。


第五,指数发布渠道随意,暴露出制度监管和追究机制的缺席。


目前,在城市舆情研究与信息发布方面,我国尚无制度化的监管举措。任何组织、企业和研究者都可随意发布。同时,对于错误信息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也缺乏纠正和追究机制。


这是当下城市舆情研究领域混乱、无序的主要病根。


监管的缺乏轻则导致不实指数和排行混淆视听,使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难以掌握真实信息,重则为不法分子骗取钱财打开了方便之门。


2011年8月,《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名目千奇百怪,骗子屡屡得手——评选诈骗严重戕害社会信任》的报道,讲到几个人打着“中国社会调查所”的旗号,捏造各种名目,在各地骗取钱财高达百万之巨。 



3

如何让研究走上正轨?




研究成果的粗制滥造,使得城市舆情研究不仅没能给城市发展提供正向主力,反而成为“折腾城市”的新游戏。


作为与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相适应的产物,城市舆情研究目前仍然是“新生事物”,属于城市管理、文化管理和媒介管理领域的新课题,相关制度设计正在形成阶段——究竟应由谁来制定规则、实施管理和追究等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明确,结束该领域的放任自流状况,已迫在眉睫。


对此,特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与对策:


首先,建立管理机构,制定规则,加强监管。


管理机构的明确,应放在首要的位置。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联手建立城市舆情管理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根据我国城市舆情研究与发布的规律和特点,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使城市舆情研究有法可依,建构健康有序的游戏规则。


其次,建立准入机制,颁布指南,加强引导。


针对研究者参差不齐的现状,应设置城市舆情研究的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控制与提升研究团队的素质与水平。对已有城市舆情研究进行摸底和梳理,引导研究方向,培育主流话语,杜绝和减少随意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三,成立行业协会,促进交流发展,加强预警研究。


建立城市舆情研究档案和名录,重点是建立不良纪录和黑名单,强化行业自律,引领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强化预警和对策性的储备研究,根据城市舆情的规律和特点探索科学的服务和管理模式,有助于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


总监制:吴亮

监制:夏宇

责编:戴丽丽 李逸博

编务: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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